旅行作家刘子超是一位“长期主义穿搭”爱好者

他甚至为此打磨出了一个出行公式：无论冬夏，4件上装，4件下装，排列组合，你就可以拥有16套灵活就业人员ootd，和灵活拎包上路的自在心情。

时钟拨到2022年11月，距离他的上一部作品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出版刚过2年，对于“何时能放开”，每个人的心里都还没数。刘子超决定先动起来。他先搭飞机到巴黎，打算向南取道西班牙，经直布罗陀进入北非，随后也许是西非。如果不出意外，这将会是一个暖冬。

果然还是出了意外。人到了巴黎，行李被航空公司忘在了北京。事后分析，多半是限制太久，连机场工作人员也忘记了国际托运该怎么操作——一种重新连接与流动的后坐力。下一班飞欧洲的航次会在三四天后落地阿姆斯特丹。不久前荷兰刚切换冬令时，就快下雪了。

就像一个小小隐喻，计划从落地的那一刻就被改变了，个人意志拗不过的东西太多，索性就地改变方向，做些计划与准备，一块叫“巴尔干”的土地就这么显化在坐标系上。不久前它还叫南斯拉夫，再早些叫鲁米利亚，它曾属于阿拉伯人、罗马人和土耳其人，而自从“民族”作为一种看待和理解世界的视角降临后，那里像水银珠子似的碎裂成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科索沃等新的名字。这里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族杂居，曾位于一战、二战、种族屠杀、冷战、围城战与国家解体的中心，如今在我们的叙事中，它最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欧洲火药桶”。

又两年后的11月，我在干燥晴冷的北京再度见到刘子超。带着这趟旅程写就的新书 《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他从一件长期主义行李在长期不出国后被遗落的插曲讲起，话题掠过李子白兰地和土耳其咖啡，在塞尔维亚和年轻男女们蹦迪，许多人失业或干数份兼职；听科索沃青年的音乐梦，他的表妹在内战中被当街射杀，如今他在房产中介公司做销售；与北马其顿的年轻牙医聊她的“社畜”日常，夹在职场不平与情场失意中，族群间的龃龉像颗幼时就坏掉的龋齿。

我问刘子超，在全世界年轻人日子都不大好过的此刻，巴尔干的年轻人过得怎么样？

他说， 活在当下。毕竟这里是巴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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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又不是生活在波黑，

为什么要躺平？”

语言是跟着思想走的，恰如“打工”在多年后再度回归我们的日常词库，而“晃膀子”也升级焕新为“citywalk”那样。

在生活闲散的澳洲，人们爱把“Watch the World Go By”（看着世界流逝）挂在嘴边，你几乎可以立刻赋予这句话一个画面：烈日，农场，笔直公路，成群牛羊，穿着汗衫大裤衩子正喝着啤酒的人，时间流逝与你两不相侵。而在巴尔干半岛，人们用波斯尼亚语脏话互相诅咒： “你家房子上CNN新闻了”，意思是起火了和爆炸了。据说，这是由于在30年前的波黑战争期间，CNN曾大量报道当地起火和爆炸的画面。

莫斯塔尔分界线上的废弃建筑

在波什尼亚克族与克罗地亚族长期对峙与分裂的小城莫斯塔尔，人们拥有两支消防队、两套邮政系统、两个垃圾回收厂、两家热门夜总会与两本历史书。波什尼亚克族向导埃斯梅尔的父亲在战争中被俘，并被关押在距离莫斯塔尔不远处的集中营里。一百四十五天的集中营生活让这位军人变了样。创伤再也未能痊愈，如今老人每天要抽三包烟，并固执地拒绝服用任何改善自身慢性病的药物。而在克族向导达米尔的记忆里，战争爆发前两天正好是他七岁生日，母亲给他准备了一个满是水果的大蛋糕，村里不少房屋在战时成了废墟，但达米尔家的房子幸存了下来， “战争记忆就是个体化的、私人化的。”

碎片化的个体记忆外，却总有更冷硬的统摄调。南斯拉夫于1992年走向解体，动荡催生贫困，贫穷为一切打上死结。工作岗位少，有了工作后工资少，没工作的话挣钱的机会也少，这是大多数本地青年面临的现状。而他们选择回应的方式多少带点巴尔干特有的支棱： 蹦迪。

夜生活甚至成了巴尔干族群间鲜少愿意达成的某项共识。在克罗地亚时，一位朋友告诉刘子超，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拥有整个巴尔干地区最棒的夜生活。如果在两个里面再选出一个，哪怕两国间关系再紧张，这位克罗地亚人说，那还得是贝尔格莱德更厉害。

于是，踏入塞尔维亚首都的那刻起，刘子超就开始寻觅当地夜生活的入口。结识当地大学生约瓦娜后，她两眼放光地告诉刘子超，贝尔格莱德最有名的一家夜店叫 “the BANK”，“午夜前都太早，那里的高潮在凌晨四点左右。”

那天，从不熬夜的刘子超八点就开始睡觉，只为在半夜十二点的闹钟响起后能够起身去“嗨”。那天是中国除夕夜，这栋萨瓦河边的厂房里音乐轰鸣，气氛果然在四点后到达巅峰，尖叫声和彩色纸屑在灯光下交缠，穿皮衣的女孩手持冲锋枪和装满美元道具的麻袋，以夸张的姿势将美元洒向人群，香槟“嘭”地开启，酒渍在皮肤上留下光点。那晚刘子超收获满满：被引荐认识了当地“电商教父”彼得洛维奇，共话TikTok爆款密码——教父手握红牛，自称是塞尔维亚的杰克·马；见证了年轻时尚博主们的娴熟拍照技巧；在浓雾弥漫的街口被一个吉普赛乐队包围，无奈动用钞票才成功从手风琴与手鼓中脱困；以及在次日获得了此行最为天价的信用卡账单——他严重怀疑，那天他稀里糊涂为周围的好几记开瓶的闷响声买了单。

入夜后，这里的年轻人有种不问来处和去处的嗨，自我被释放在致幻剂量的音乐与酒精里。在波黑，刘子超试图与达米尔讨论“躺平”，在明知某个更好的未来只会是一种想象后，他说，中国的许多年轻人也会像你一样，选择躺平。他本以为这会激起遥远的共鸣，却被达米尔的反问噎住， “你们又不是生活在波黑，为什么要‘躺平’？”

生活在波黑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有一天，你听说我们出事了，说明我们已经陷入大麻烦了。因为只有发生大麻烦的时候，外界才会关注我们。其余的时候，我们都被轻蔑地忽略掉了。”

贝尔格莱德公交车站

在前往科索沃的首府普里什蒂纳的破旧小巴上，刘子超结识了一位阿尔巴尼亚青年利里顿，据说，这是1991或1992年出生的科索沃男孩才会有的名字——在阿尔巴尼亚语里，利里顿的意思是自由，这是当地阿尔巴尼亚族对1990年代初塞尔维亚剥夺科索沃自治权的自发抗议。

高中辍学后，利里顿和另外几个同样无所事事的朋友成立了一支乐队，音乐是他从小的梦想。他写歌，录小样，甚至还自己出过几张专辑，这些最终无疾而终。 “太难了，这里是科索沃。”对于梦想的陨落，利里顿这样向刘子超总结。

“可是，我的朋友，别忘了杜阿·利帕也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

“是啊哥们儿，她的确是阿尔巴尼亚族，但她是在伦敦长大的。”

能离开的人都走了，留下来的都是没办法的人。他随后说道。

如今，利里顿在一家房产公司找了份工作，主要服务那些驻扎在科索沃的北约外交人员，凭借自己在社会上的游荡和打拼，他逐渐掌握英语，“在普里什蒂纳要是想要大麻和女人，利里顿能搞定一切”。而在逼仄的小巴与集镇间，他的音乐有了一位来自异国的听众。刘子超最喜欢的一首叫《我不在乎》，后来一位科索沃的朋友告诉他，“歌词在阿尔巴尼亚语中的表述非常独特，歌曲将爱与承诺、苦难与希望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而雪花与深渊、黎明与黑夜等意象接踵而至，强烈地撞击着听者的心弦。”

在被忽略掉的角落，年轻人将白天的时间献给数份兼职，赚取微薄的欧元，再将夜晚留给呐喊、美钞道具、伏特加、白兰地、香槟、红牛和音乐。

和平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天然相信奋斗，相信努力与成功之间的因果联系，相信房屋与三十年贷款。而在巴尔干的词典里，三十年太长，一百八十五天足以摧毁一个健全的人格，一颗流弹会让温暖的身体永久睡去，明年的事情谁又说得准呢。

巴尔干没有长期主义。

杜布罗夫尼克跳水的人

一场漫长的忍受：

作为一个普通人活着

刘子超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采访者。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国内当下发生着什么、媒体报道着什么都丧失兴趣。旅行是种他感受生活的方式，游离的状态令人上瘾。每抵达一个地方，他会找人聊聊天，喝杯酒。“找谁聊”也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难题，总会有人主动出现，开启一个想要展开的话题， “其实你要找到的只是能跟你做有效交流的人，而不是你跟所有人都进行有效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