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说的时候，他通常只是听，极偶尔问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在经历了斯雷布尼察大屠杀的幸存者家庭里，刘子超喝着主人准备的奶油南瓜汤，注视和倾听这个没有男性存活的小家如何勉力支撑下去。他向我打了个去深海潜水的比方，在一个有珊瑚礁和鱼群的地方，哪怕海面此刻波浪滔天，海底都是感觉不到浪的， “你只会感到一种平稳、有节奏的小的波动，你甚至能看到那些鱼群依然还是放松地游弋在珊瑚之间。”那些新闻与热点有时就像海面的浪与浮沫，但这个时代真正重要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海底那股潜流，它并不激烈，但在往一个特定的方向波动。 “我觉得我的旅行写作，其实就是把遇到的故事、把他们的人生置于潜流里头去观察。”

米特罗维察的年轻人

分享者会说起自己的民族经历了什么，说到自己的家庭经历了什么，有时则只是想聊聊自己的普通生活。离开巴尔干后，他经常想起的是一个来自北马其顿山里小村的女孩。女孩也叫约瓦娜，在奥赫里德湖边的小镇上做牙医，她说起自己的家乡，在北部靠近科索沃的大山深处，那里只有不到一千口人，生活着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家乡附近有一座著名的修道院，不少灵验的传说在妇女们口中传递着，许多渴望怀孕的女人会专程去那里祈祷。约瓦娜一脸认真地说，真的很灵。她的妈妈去祈祷过一次，结果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生了八个女儿。

她是家里老四，三个姐姐都已嫁人，如今催婚压力也轮到了她头上。她还讲起爱看的英文爱情小说和韩剧，讲起为了节省开支住在通勤时间加倍的另一个小城，讲到和大学男友分手后如何慢慢放下，以及最近在追求她的阿尔巴尼亚男人，虽然这是一段绝无可能的感情，“他是阿尔巴尼亚族，信奉伊斯兰教。如果嫁给一个穆斯林，我就必须改信伊斯兰教。我的父母是不会同意的。”

约瓦娜工作的诊所老板也是阿尔巴尼亚族，“老板有时会把本该由护士做的事情交给我，比如打扫卫生、准备器械。”她还补充说，自己每周上六天班，每天八小时，但老板只付六小时的工资，她每月的收入约合人民币不到三千块。等她攒够了钱，攒够了客户资源，就可以结束这场忍耐，去更好的诊所、过更好的日子了。

刘子超的旅途结束于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希腊。这个自2009年国家财政始终摇摇欲坠的欧洲国家，正和它的普通民众一起经历残酷时代：最低工资下调22%，养老金削减40%至50%，公共部门裁员过万。民众抗议成为家常便饭，刘子超正巧赶上其中的一场。抗议很快发展成为狂欢，大学门口人群越来越多，“迷幻乐队、说唱歌手和摇摆舞团相继登台献艺。气氛相当热烈——每当有路过的车辆鸣笛声援，学生中间就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他问人群中刚认识的大学生瓦莱丽，这次的抗议能否起作用。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抗议，但什么都改变不了。”

爱琴海边的萨洛尼卡

受困感从很久前就攫住了人们。

也许首先是四堵墙壁和一张口罩，随后是一种失去开放性未来的惶惶，然后在一个遍地是搁浅死亡的经济体滩涂上，被一个叫做“人生是旷野”的概念。年轻人被频繁抛置进难以招架的处境，被疲惫感围困，慢慢地，死亡变成未经证实的谣言。巴尔干很远，血泪过重的地方空气稀薄；但它在此刻贴得如此近： 我们共同忍受着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丧失。从某个时刻开始，宏大的时间不再是栖身之所，我们活进对一个个日子的漫长忍耐里。

作家李翊云在描写丧子之痛时用了类似的表达：Time is not the only place where we live, I said. Days are.(时间不是我们生活的唯一地方，日子是。）

被困住的我们共同经历着名为巴尔干的形容词构建出的情绪与状态。巴尔干半岛从不遥远。

你身在历史何处？

1992年，当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后，法国电视一台的新闻开头是这样的一句话： “南斯拉夫已不复存在。”

但每个前南斯拉夫人依然存在着，人们的生活仍然在继续。解体前夕，如今国籍已变更为塞尔维亚的导演库斯图里卡还在和他的好友约翰尼·德普一起商量，要在库斯图里卡的出生地萨拉热窝筹办一个电影节。两个月后，波斯尼亚燃起战火，电影节自然是泡汤了，据说当时和他们对接的波黑文化部部长后来逃到了瑞典。

萨拉热窝因著名的“斐迪南大公遇刺引发一战”而闻名，刺杀大公的19岁青年叫普林西普，他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诗人，他有一位挚友叫伊沃·安德里奇，1961年，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写出了至今无人超越的“波斯尼亚三部曲”，战争开始后，人们推倒了他的半身塑像。就像库斯图里卡在自传中所写的那样， “在萨拉热窝，无论是诗人、评论家、主编、院士、电视台的女主播、歌手抑或是浪漫曲的谱曲者，他们从未像蔬果商、穆斯林校长、东正教神甫或是屠夫那样，拥有着强大而富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萨拉热窝，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拉丁桥

冲突开始后，人们向自己的邻人拔枪，对不同信仰的村庄进行清洗，高处架设的机枪对准城市的街道，15岁以上的波什尼亚克男孩遭到屠杀，妇女们在家里囤积土豆。战争结束后，人们用红色树脂填充弹孔变成“血色玫瑰”作为纪念，在集体墓碑前放置鲜花，活着的人继续担忧温饱，同时留意打量每个路过的“异族人”。每个人对于历史和现状似乎都有话要说，已到嘴边的那个问题是， 我到底身处历史何处？

沿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的交界处，刘子超曾走进一座葡萄庄园，庄园主人莱纳尔登先生邀请他尝尝葡萄酒，并带他去参观了一堵石墙，根据1954年的边境协议，莱纳尔登先生家的房子和葡萄园刚好被一分为二，“我们需要护照，才能从房子的一侧，走到另一侧”，他开玩笑说。 人被界限所困时，庄园里的植被正到处越界生长。

我们身处一个共识丧失的时期，从前的叙事已失去光芒，新的理论还不足以被大部分人所相信，在全球化浪潮下体验过失落的人们龟缩在虚构的身份认同里。刘子超说，但他依然相信连接的不可逆，人们会越来越紧密，与此同时，那些石墙与界线也始终存在， 从过去贯穿到未来，壁和历史一样连绵，也和现实一样暧昧复杂。信任与否，建构叙事与否，或是凿壁与否，都取决于个人。旅行与写作是他的凿壁工具，在行走的途中，他想对每个看到这里的人说，壁的后面会有新的可能性与光亮。

在科索沃的南部小城普里兹伦，刘子超偶然走进一家叫做“Te Kinezi（致中国人）”的精酿酒吧，打酒的小伙子告诉他，他是第一个来店里的中国人。听说十年前，曾有三个中国人在这里经营一家丝绸店，后来他们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也没人清楚他们如何来到这个尚未建交的地区。他愿意把这归为一种冥冥之中的安排，历史自有其考虑。

萨格勒布公园内的涂鸦

在去阿姆斯特丹取回丢失行李的路上，刘子超拜访了好几家比利时著名的啤酒厂。喝完酒出来，总会路过大片大片的墓地，那里埋着一战时西线战场阵亡的士兵。他们数量庞大，往往需三四个人共用一块墓碑。

他去维也纳参观了陆军历史博物馆，看到了费迪南大公曾穿着的天蓝色制服，领口处有一个枪洞，来自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正是这一枪引发了20世纪的一场世界大战，在比利时乡间葬下大量的年轻人。他想到此前在奥地利格拉茨美术馆里偶然看到的波黑女艺术家塞拉·卡梅里奇的作品《波斯尼亚女孩》，它们共同将刘子超的视线引向民族主义表现激烈的巴尔干——那原本也是他一直想去和想写的地方。

地球上什么都不应该与我们无关

在一个工作日的中午，我散步到徐家汇书院，尝试搜了搜巴尔干，第一本跳出的推荐书是《德里纳河上的桥》。翻开第一页，是作家余华写下的序言，写于2018年1月。他说：

“1975年，伊沃·安德里奇去世了。我不知道他生前是否预感《德里纳河上的桥》的故事还会延续，从1992年4月到1995年12月，他出生、成长和生活过的地方战火纷飞，然后南斯拉夫没有了，世界各地介绍他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前南斯拉夫的伟大作家。”

“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偏见，而且偏见都穿上了真理的外衣，我的意思是真理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件随时可以换掉的外衣，他们的衣柜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堂而皇之的外衣。如果你要去反驳偏见，你不会赢，因为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偏见已经换了外衣。”

90年代末，余华即将迈入四十岁，而青年刘子超已经成为故事的见证者，他目睹新闻里1999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受创，以及次日街道上耸动的抗议人群。他说，那一幕让当年的他想到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他决定长大后一定要去巴尔干看看。

在他写下这些时，90年代出生的我们也正巧长大，我们也许从他的讲述里想到安妮·埃尔诺笔下56年前巴黎的五月，他们把它称作“一种无用的激情”。她写道， “地球上什么都不应该与我们无关。我们评价各种制度，寻找一些典范。我们对世界进行普遍的政治阅读，主要的词汇就是‘解放’。”

20多年后，刘子超踏上巴尔干土地，被我们所阅读，在心底折角。我们或许决定之后也去那里看看，或者创造建构一些新的什么。哪怕历史发生时我们尚未诞生，我们已被记忆与讲述的脐带扭结到了一处。

在未与中国建交的科索沃，刘子超给朋友寄过一张明信片。大半年后，这张明信片出现在了朋友家的餐桌上。它一路应该走过许多地方，有过许多奇遇，随后，它找到了归宿。

奥赫里德湖畔